十多年过去了，不少人对于福岛核事故带来的危害、愤怒和恐惧逐渐消弭，反核主张已不能为政客带来更多的选票。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就业、教育和养老。在日本，反核运动的主力也只剩下农民、渔民等少数利益攸关的群体。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作出决定，未来两年内陆续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的一百多万吨核污水排进大海。

“这是一个让我们的生活回到10年前的决定，我们10年的努力白费了。”得知排污入海的消息后，79岁的青木考（Kao Aoki）说。

老人的家乡是距离福岛核电站数十公里的双叶町。2011年3月11日，大地震导致福岛核电站出现核泄漏事故，青木考和家人一直在福岛县伊达市避难。

盛况不再

青木考也是日本反核运动“再见核电站”的成员。“再见核电站”由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等人发起。在2012年7月的东京大游行中，该组织一度动员了6万多人参与游行，32万人参加反核签名。

“如今，日本的反核运动盛况不再。”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青木考在伊达市参加的抗议活动只吸引了五十多人参加。

打电话动员时，不少老人说要照顾孙辈的生活，一些年轻人则表示要加班。连一名昔日坚定的反核人士也婉言拒绝，“草莓已经熟透了，再不收就会烂在土地里。”

2012年以来，日本政府派出大型拖拉机对农田翻土，还撒上了沸石粒等吸收核辐射物。但是，福岛县生产的大米和蔬菜依旧不受欢迎，附近海域所捕捞的海产品更是长期滞销。由于利益直接受损，只有渔民是日本社会最坚定的反核群体。

“如果将核泄漏处理水排入大海，我们的年轻人将更加看不到未来，福岛的渔业将会彻底衰退。”一名年过八旬的磐城渔民对“渔业后继无人”忧心忡忡。

当地渔民更关心的是，福岛核泄漏带来的“风评伤害”：不论核污染是否真实存在，它带来的质疑、担忧和传闻都会让消费者对当地海产品和农产品望而却步。

十年来，韩国等周边国家一直禁止从日本福岛进口食品。

“如果执意将核污水排入大海，消费者就会认为海水受到了污染，稍有复苏迹象的水产业将再次受到打击。”2021年4月7日，日本全国渔业联合工会联合会会长岸宏向首相菅义伟表达了担忧。

执政的自民党也存在内部分歧，一些人担心将核污水排入大海，可能会影响下届众议员选举。2020年12月，《朝日新闻》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55%的受访者“反对福岛污水排入大海”，表示赞成者仅占32%。

立宪民主党等多个在野党也表达了对菅义伟政府的不满。不过，它们批评的焦点在于日本政府“没有尽到向渔民和外界说明情况的责任”。

让环保人士失望的是，日本“绿党”也没有在抗议浪潮中发挥更多作用。2012年7月28日，福岛核事故一年半之时，由70名地方议员组成的政治团体“绿色未来”宣布改为“绿党”，并以“立刻废除全国的核电站”为行动纲领。

日本“绿党”的成立，标志着日本民间反核运动从街头运动走进议会政治，却又迅速在政坛上销声匿迹。

“政客们组织的反核运动，只不过是为了拉拢选票，不是诚心保护我们的家园。”青木考认为，3·11大地震后，大学生和退休人员是反核运动的主力，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壮大迅速扩大到整个市民群体。

如今，十多年过去了，不少人对于福岛核事故带来的危害、愤怒和恐惧逐渐消弭，反核主张已不能为政客带来更多的选票。

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就业、教育和养老，核电越来越被政府和电力公司描绘为事关经济和民生大局的事业。在日本，反核运动的主力也只剩下农民、渔民等少数利益攸关的群体。

从街头抗议到“绿党政治”

二战中，日本曾两度遭受核打击，也是较早出现反核运动的国家。不过，真正将反核思潮转变为社会运动的是“第五福龙丸”事件。

1954年3月1日，美军在太平洋比基尼岛爆炸了一枚氢 弹，其辐射范围超出了试验前公告的危险区，一艘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毫不知情地经过了辐射海域。

当时，40岁的船员久保山爱吉还捏起洒落在甲板上的核尘埃，放在嘴里尝了尝味道。6个月后，他因受到核辐射致病死亡。截至2004年底，在23名船员中已有12人因辐射致癌死去。

“第五福龙丸”事件后的一年时间里，日本的反核团体征集到了2200万人的签名，相当于当时该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从此，“无核化”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但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能源危机还是迫使日本走上了核电的道路。1971年3月，在反核组织的抗议声中，福岛第一核电站1号机组开始投入运营。

40年后的3·11大地震，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出现核泄漏，这也刺激国际社会迎来继1954年“第五福龙丸”事件、1979年美国三英里岛核泄漏、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之后的第四波反核浪潮。

在新一波反核浪潮中，希腊、冰岛、意大利、澳大利亚等至少14个国家继续坚持原定的弃核政策，甚至核电已占能源供给至少70%的法国决定不再扩建核电站，德国、荷兰、西班牙、比利时等国则开始逐步淘汰现有核电站。

德国走在新一轮弃核运动的前列。作为莱比锡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德国总理默克尔在福岛核事故前一直支持和平利用核能。

“我始终认为，关闭技术安全、不排放二氧化碳的核电站是无稽之谈……施罗德领导的社会民主党人迟早也会意识到这一点。”2006年春天，默克尔还曾抨击“红绿”联合政府放弃核电的主张。

福岛核事故的第3天，默克尔宣布，“鉴于福岛发生难以想象的灾难，我们将不再延长德国核电站运行的期限。”

默克尔的改弦更张，被认为是审时度势之举。大约两周后，她的党内同僚斯特芬·马普斯（ ）因为坚定地支持发展核电而失去了巴登-符腾堡州州长选举，获胜者正是温弗里德·克雷奇曼（ ）领导的绿党。

2011年福岛核泄漏后，一种全球反核力量大联合的新趋势也开始呈现，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90个国家的绿党组成了新的国际组织——“全球绿党”。

反核运动越来越温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反核力量以政党的新形式走进政府和议会，游说、辩论和选票逐渐取代了激烈的街头抗议，流血冲突也变得更加稀少，反核运动越来越温和。

“自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以来，几乎在所有的选票中，都有一个稳定的多数投票赞成放弃核技术。”德国社会主义革命联盟（RSB）领导人回忆说。

那是反核与拥核极端对立的年代。1977年2月22日，下萨克森州州长厄恩斯特·阿尔布莱希特（Ernst ）宣布，将在该州文特兰地区哥雷本镇修建一个核废料最终存放和再处理设施。

大约半个月后，来自西德各地数千名反核人士齐聚小镇哥雷本。这场持续数年的抗议中，反核主义者在马路上静坐、爬上因钻井施工即将要被砍伐的树木，一些愤怒的农民还将数千升粪便洒在钻井旁。

1980年5月3日，数千名反核人士进入哥雷本镇的树林，占领了钻井地点，并宣布成立“文特兰自由共和国”。

“每逢周末，都会有五六千名来自德国各地的警察。抗议者则在地上铺上铁蒺藜，大量警车就爆了胎。”时任县长汉斯·舒耶（Hans ）向《南德意志报》回忆说。

激烈的对抗持续了33天后，西德政府派出数千名警察以及坦克、直升机、推土机等才彻底驱散了反核主义者。

如今，随着持反核立场的绿党在欧洲多国登堂入室，激烈的对抗只有印度等少数国家才会出现。2012年7月，印度政府启用了位于南部库丹古兰()的一座新建核电厂，引发当地渔民激烈抗争，警方射杀了多名抗议者。

长期受电力不足制约的印度，还计划在2030年之前将国内核电反应炉数量提高一倍。

“拥核”主义者更加多元化的反击

应对能源不足、有利于减少碳排放、更加安全的核电技术，则成为拥核主义者的三大辩护理由。

“如果没有核电世界将熄灯，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德国联邦环境部国务秘书弗拉斯巴尔特（ ）认为，核电在全球能源供应中只占5%左右，弃核不足以让世界“熄灯”，而核电可阻止气候变暖更是一种“幻想”。

从2000年以来，一些核能产业就开始创建国际游说团体支持核能，他们声称可以减少碳排放和温室效应。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环境学教授马克·迪森多夫（Mark ）认为，核电站本身产生的碳排放的确微乎其微，但采矿、运输、精炼、反应堆建造、废物处理等环节仍需要化石燃料。

一些核能游说团体还信誓旦旦地向公众保证：主动性安全装置、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等新技术可以让核电更安全可靠。

“这些说法可能会获得一定的支持，但它们又使公众产生那些老核电站、老反应堆因缺少这些新设施而不安全的担忧。”哥伦比亚大学公共政策与全球事务学院教授M.V.撰文说。

多年来，核电的支持者频繁作出“万无一失”的承诺。

“如果古埃及的法老没有建造金字塔，而是修建了150座像施塔德这样的核电站，那么到目前为止只会出现一次管道破裂的情况。”1972年，一名德国施塔德核电站发言人说。

在此后31年的运行时间里，施塔德核电站多次发生冷却循环系统故障，并在2003年被拆除。同样，建成于1971年能源危机时期的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也曾作出“万无一失”的承诺。

但在投产后的第7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临界事故”，直到2007年才公之于众。在2011年3·11大地震之前，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至少发生了三次严重的核泄漏以及一百多起其它事故。

其间，东京电力公司还多次篡改安全数据，这起丑闻导致该公司董事长引咎辞职。多名“吹哨人”和反核运动者还受到财阀势力的打压。

“如果大地震来袭……日本承包商焊接的配管会坠落，原子炉会失去控制……天知道会发生多么恐怖的事情。”1996年，福岛核电站员工平井宪夫就在《核电员工最后的遗言》中发出警告。

但是迫于财阀的压力，多数日本媒体不敢将平井宪夫的“哨声”公之于众。直到福岛核泄漏后，《周刊现代》才发布了平井宪夫的手稿。

当时，距平井宪夫去世已过去了15年。1996年的最后一天，平井宪夫在贫穷、疾病和孤独中去世。直到死亡一周后，他已经腐臭的尸体才被友人发现。

生前，为了躲避财阀利益集团的打压报复、不祸及家人，平井宪夫选择了独居，他还把积蓄都花在了反核运动上，到处演说揭露福岛核电站的真相，组建“被核电辐射劳动者中心”帮助受到辐射的核电站员工。

相比庞大的财阀势力，日本的反核运动显得势单力孤。多年来，三菱、三井、住友等六大财阀把持了至少60%的社会财富，还有五分之一的人口都在其旗下企业工作，甚至一些政客也深受财阀影响。

“那些水（核污染处理水）喝了也没什么事。”2021年4月13日，日本财务相麻生太郎公开表示。

麻生太郎出身政治世家，其本人也是一名企业家，被认为是财阀的政治代理人之一。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麻生太郎并没有当众表演喝下核污染处理水。

十年前，一名受到记者言语相激的内阁官员园田康博，当众喝下了一杯核处理水。据日本媒体报道，现年54岁的园田康博身体大不如前，这可能与核辐射有关。

国际组织的变化

日本的排核污入海政策，也得到了美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少数势力的支持。2021年4月13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公开发表声明支持日本政府排污入海的决定。

不过，这名新闻发言人没有使用“核污水”，而是使用了“处理水”（ water）一词。此前，对于日本政府的排污入海问题，美国政府一直保持缄默。

“对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非常关切的拜登政府，却支持可能给海洋生态界和周边国家造成巨大损失的核污水排海计划。这令人感到意外。”韩国《韩民族日报》援引外交人士的话：美国的异常举动可能是为了拉拢日本牵制中国。

实际上，在境外进行核试验、向海洋排放核污染物也一直是美国政府的一贯做法。1945年7月以来，美军在马绍尔群岛进行了至少67次核试验，所遗留的“核坟墓”至今仍有大量核污染物流向太平洋。其间，美军还将内华达州核试验场的130多吨放射性土壤悄悄运到遥远的马绍尔群岛上。

至今，马绍尔群岛民众和国际环保组织已对美国发起多轮政治抗议和法律诉讼。

对于福岛核泄漏问题，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政策也没有呈现立场的一致性。2011年3月核泄漏后，该机构曾在离核电站40公里远的饭馆村测得辐射强度为200万贝克勒尔，并建议日本政府扩大疏散区域。

在2015年5月发布的福岛核事故报告中，国际原子能机构再一次表示“强烈的危机感”，并严厉批评了东京电力与日本政府监管部门未采取足够的安全措施。

时过境迁。在2021年3月23日的视频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却开始表扬“日本政府处理污水的努力”。4月13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发表声明，“欢迎日本政府的决定。”

国际原子能机构成立于1957年，对外声称以“加速扩大原子能对全世界和平、健康和繁荣的贡献”为宗旨。但国际环保主义者多次批评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已经将重点放在了扩大核电事业上。

近年来，日本也加大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联合国机构的参与。按照安倍晋三政府制定的《2015年日本复兴战略》，到2025年，要确保联合国的日本籍正式职员人数从800人达到1000人。

在福岛核危机期间，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一职者正是日本人天野之弥。作为“核电强国”，日本还加大了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资金支持。韩国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来自日本的会费占国际原子能机构预算的8.2%，仅次于中国的11.6%、美国的25%。

日本的会费与支持排污入海的美国相加占33.2%。当前，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大约300名监查员，负责监督全球大约1100座核设施。

“大家都在抱怨监查员队伍后继乏人，因为年轻的核物理学家在工业界能挣更多的钱。”《德国之声》援引国际原子能机构内部人士的话。对于“缺金少员”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说，来自日美两国的会费难免成为其决策时不可回避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