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网络的出现

文化层面个体意识的觉醒对跨国网络的出现至为重要。这种“个体崇拜（the cult of the ）”既是自由主义的基础，也是自由主义的独特产物（Cole 2016; 2013; Meyer and , 2000），基于人格将个体构建为享有权利的行为体，使其与家庭、国家或宗教等脱离（, 2007; and Meyer, 2021），“受赋权”的民众得以通过公民参与推动个体权利发展。最为关键的是，个体从团体的从属关系中脱离后，能够借助想象与超越边界的社区实现认同（Frank and Meyer, 2002）。

其次，国际社会的制度结构演变为建立跨国倡议伙伴关系提供了空间。二战后分散的组织结构加速了结成国际联盟的趋势，联合国等众多政府间组织为跨国协调提供了绝佳机会（, 2014; , 2005）。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跨国网络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围绕（新）自由主义原则（如环境保护、人权、开放市场）组织起来的跨国网络。但致力于推动非自由主义发展的个体同样“受赋权”，这解释了为什么谴责“全球主义者”、主张国家主权的群体也在建立跨国联系（, 2020）。

对立的跨国网络

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同时研究对立的跨国网络。对对立的网络间动态关系的研究通常集中在单一地点的内部，如一个国家或政府间组织（, 2008; Cupac´ and Ebetürk, 2020），或是在全球与地方的分歧层面展开研究（Nuñez-Mietz and García Iommi, 2017）。原因之一是，通常认为跨国网络是围绕着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组织起来的，而与自由主义的对立则是地方性的。如今，对立的网络正在跨国范围内形成。Meyer和（1996）概述了反向运动形成的三个条件：（1）运动取得成功或显现出成功的迹象；（2）运动威胁到某些群体；（3）受威胁群体中存在精英和政治盟友能够帮助动员并提供相应资源。 (2006)补充了一点，即反对的一方认为他们的努力能取得成效。

当讨论上升至跨国层面时，上述条件更容易得到满足（Della Porta and , 2005）。西方社会在推动LGBT+权利方面取得成功，引发了国际上其他地区的 “预期性 （）”反动员（Dorf and , 2014），一个国家的精英可以为大洋彼岸的反向运动提供必要的资源（, 2020）。从国家、家庭或宗教中脱离出来的个体能够借助想象与跨国社区实现认同（Frank and Meyer, 2002）。因此，如果跨国网络威胁到A国的某群体，在想象中作为该群体一份子的B国个体会感受到同样的威胁，并采取行动。跨越国界的对立运动间的关系更加不可预测。

对立的跨国网络在选择活动地区时，是回避彼此以需求更有利的发展条件，还是相互吸引在同一地区制约彼此？已有文献表明回避对立能够提升成功的可能性。（2016）将这一过程类比为“挑选法院（forum ）”，即反对者有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 “薄弱环节 ”以推动议程。全球化背景下，“挑选法院”成为非政府组织、民族国家和跨国公司的有效策略。虽然回避对立可能具有战略优势，但相互制约似乎更常发生，后者指对立的跨国网络选择同一个目标国家进行活动。国内行动者寻求跨国盟友共同对抗该国政府固然有效。然而，这也会将国内的努力和对立提升至国际层面（Bob, 2012）。特别是寻求盟友帮助取得成效时，反对者行动的紧迫性也随之增强。

解释对支持LGBT+的网络与反LGBT+的网络的嵌入

支持LGBT+的网络

在自由主义的影响下，“性从一种普遍认可的繁殖观念下旨在传播集体观念的活动，转变为通过自我表达愉悦个人的活动”（Frank, Camp, and , 2010）。性和性别被视作人格的要素，作为基本的人权受到保护，并被纳入更广泛的LGBT+权利范畴（O' and , 2008）。为了改善LGBT+群体的处境，LGBT+活动者认为，有必要跨越国界借助想象建立跨国联盟。虽然一些跨国联盟在20世纪初就已形成（Rupp, 2011），但持续的现代组织活动大多始于1978年。1978年，来自多个国家的活动人士成立了当时的 Gay （现ILGA）（, 2016），该组织的一大策略就是影响国际机构。如今，支持LGBT+的网络已在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美洲国家组织等机构内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反LGBT+群体的反击

将争论范围扩大到国际层面为对立网络的形成创造了机会（Della Porta and , 2005。Meyer和（1996）的三个条件可以解释反LGBT+群体的反击。首先，支持LGBT+的网络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取得成功（D'Amico, 2015; , 2018）。其次，LGBT+权利的发展让 “自然家庭 ”的倡导者在感受到了威胁（Cupac´ and Ebetürk, 2020; and Graff, 2018; , 2020）。第三， “自然家庭 ”的倡导者拥有强大的盟友和精英关系（Buss and , 2003; , 2006; , 2019.Cupac´ and Ebetürk, 2020; , 2003; and Graff, 2018）。除国际组织外，其他会议和网络系统也在持续发展。仅在联合国内部，就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民间社会团体联盟和志同道合的成员国。孟加拉国、埃及、尼加拉瓜、尼日利亚、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干达等国通过家庭之友小组（The Group of of the ）联合起来，“重申家庭是社会的自然和基本单位，应当受到保护”（2019）。如今，反LGBT+的网络广泛而多样，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多边组织、宗教教派、政治精英、媒体公司、学术界、智库和政策机构。这些联盟和子网络通过世界家庭大会（World of ）等论坛进行松散协调（ and , 2021）。

为研究对立的跨国LGBT+网络间的动态关系，针对回避对立与相互制约两种可能，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1：对立网络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一国嵌入某一网络的程度越高，嵌入对立网络的程度越低。

假设2：对立网络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一国嵌入某一网络的程度越高，嵌入对立网络的程度越高。

全球与地区规范性制度环境

规范性制度环境有助于跨国网络的发展（ and , 2011；Smith and Wiest, 2005）。当全球规范性制度环境有利于LGBT+群体，或进一步将异性恋规范的家庭结构制度化时，就会促进对应网络的发展。本文的第三个假设为：

假设3：当全球规范性制度性环境对某一网络有利时，会增加一国嵌入该网络的程度。

不同国家与地区对LGBT+群体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欧洲在推动LGBT+权利方面由来已久，另有一些地区也在加快步伐推动LGBT+群体的权利发展。2016年，美洲国家组织成立了LGBTI核心小组；东盟SOGIE核心小组在东盟成员国内积极推进对性取向和性别认同及表达的保护。与此同时，法律上及事实上限制LGBT+组织参与的地区都会扼杀此类跨国网络的形成（, 2014；Wiest and Smith, 2007）。因此，嵌入LGBT+网络的差异可能反映了LGBT+网络和跨国组织所在地区的规范性制度环境差异。本文的假设四为：

假设4：当地区规范性制度性环境对某一网络有利时，会增加该地区国家嵌入该网络的程度。

最后，地区差异还可能影响对立网络相互制约的效果。当地区制度环境对LGBT+群体更有利或进一步制度化异性恋和性别构造时，这会改变跨国网络出现的政治机会结构。若回避对立成立，那么支持LGBT+权利的地区制度化程度越高，反LGBT+网络就越不可能融入该地区，反之亦然。若相互制约成立，则一地区取得成果，如美洲国家组织LGBTI核心小组成立，可能会吸引更多的反对派进入该地区，从而加强相互制约的程度。本文假设五为：

假设5：地区规范性制度环境影响一国嵌入对立网络的程度。

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国家与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来衡量嵌入支持LGBT+和反LGBT+网络的程度（Boli and , 1999）。这些国际组织是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国内成员组织创造了跨国协调的平台（ and , 2010 ），常以一国拥有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衡量该国参与跨国倡议网络的情况（ and , 2022）。数据来源于《国际组织年鉴》，该年鉴记录了数千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宗旨、成立时间、附属机构和国家成员等 信息。尽管《国际组织年鉴》有助于衡量跨国联系的广度，但在衡量这些联系的深度时有其局限性。

被解释变量

支持LGBT+的网络。支持LGBT+的网络以国家层面与支持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来衡量。本文支持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指那些在其组织宗旨中声明代表LGBT+群体中的任一群体开展工作的组织（, 2018）。

反LGBT+的网络。反LGBT+网络以国家层面与反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联系来衡量。考虑到许多反LGBT+很少明确反对LGBT+，确定反LGBT+的非政府组织更具挑战性。本文将一国际非政府组织组织列为反LGBT+组织的条件有，该组织是否曾参与反LGBT+运动，是否明确发表反LGBT+的言论，是否参与或赞助过世界家庭大会的活动，是否参与联合国家庭权利核心小组或家庭公民社会的活动或决议。其外，在美国最高法院做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决定后，另一个主要的反LGBT+国际非政府组织 Inter ，指示各组织在网站加入价值观声明，以为其反LGBT+行为辩护。网站中包含这一声明或类似声明的组织也会被列为反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

解释变量

支持LGBT+的国际环境。本文使用验证性因素分析得到因子得分（, Krook, and , 2015）以衡量支持LGBT+的国际环境。具体指标有三个：（1）来自于《国际组织年鉴》的支持LGBT+的政府间非国际组织的数量；（2）联合国发表的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相关的声明（如结论性意见、委员会裁决、决议等）的数量，数据来源于国际法学家委员会（3）全球所有提及LGBT+群体中任一群体的报纸数量，数据来源于和。初始年份为1900年，该年的因子得分为零。

反LGBT+的国际环境。衡量反LGBT+的国际环境的指标有五个：(1)反LGBT+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2)反LGBT+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成员国数量；(3)具有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任何形式咨商地位的反LGBT+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数量；(4)联合国内传统价值观决议、支持家庭决议和支持家庭团体的决议的数量；(5)世界家庭大会活动的数量。同样，1990年的因子得分为0。

支持LGBT+的地区环境。衡量指标为：(1)地区内国家与支持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平均联系；(2)地区内承办的ILGA会议的数量；(3)地区内国际组织提出的支持LGBT+或与SOGI相关的决议和声明的数量。根据ILGA的区域网络划分出六个地理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美洲、大洋洲。

反LGBT+的地区环境。衡量指标：(1)地区内国家与反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平均联系；(2)地区内承办的世界家庭大会会议的累计总数；(3)总部位于该地区的反LGBT+国际非政府间组织的累计总数。根据ILGA的区域网络划分出六个地理区域：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北美洲、大洋洲。

其他解释

本文提出了三组解释嵌入对立网络的替代因素。

LGBT+政策环境。LGBTI政策指数反映了18种不同的LGBT+政策的实施情况，其中既包括压制性政策，如定罪，也有支持性政策，如禁止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就业歧视。该指数从-5到+13，得分越高，说明政策环境越有利。

LGBT+政策变化。借助LGBTI政策指数，本文创建了两个二元指标来衡量LGBT+政策变化，当政策变化有利于扩大LGBT+权利时，该年份进步指标取1；当发政策变化阻碍LGBT+权利时，该年份退步指标取1。

国内LGBT+运动。以每个国家内成立的LGBT+组织、协会、团体和集体的数量衡量国内LGBT+运动。

反LGBT+示威。由于识别反LGBT+组织存在困难，本文使用反LGBT+示威和以“支持家庭”为主题的示威再构建一个反LGBT+示威指标。使用多个跨国抗议数据以及此前之前收集的报纸数据统计各国反LGBT+和支持家庭的示威活动，得出各国此类事件的年度计数。不同数据集之间的计数是统一的，因此特定事件只被计数一次。

为了考虑可能影响嵌入支持和反对LGBT+的网络的其他社会、文化和结构性因素，本文控制了总体宗教信仰、生育率、经济发展（以人均GDP的对数衡量）、民主（数据来自于 House和 IV的综合 ( and , 2005)）、2008年后金融危机的指标变量、种族分裂、人口对数、公民社会的力量、中等教育和国际非政府间组织总数。除了民主和公民社会指数来自 of ，国际非政府组织数量来自《国际组织年鉴》，民族分裂指数来自 Index of 之外，所有指标均来自世界银行。

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了1990年至2018年间年均人口不少于50万的国家作为样本，最终得到了143个国家样本和3221个具有完整信息的国家年观测值。

方法

本文首先使用交叉滞后面板模型来预测一国嵌入两个结果变量的程度，选取的三个年份为1994年、2006年和2018年（见图1）。交叉滞后面板是一种纵向设计，当理论上自变量和因变量相互关联时，可同时模拟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变化（, 1995）。在本文的情境下，能够同时确定t – 1期时对支持和反对LGBT+的网络的嵌入是否能预测t期时对任一网络的嵌入。最后，这一模型还能报告一个时间点的变量在下一个时间点预测自身的程度（, 2005）。

其次，本文使用带有滞后因变量的面板回归模型，也称为动态面板模型（, 1981）以克服交叉滞后面板的局限性，并补充第一种模型的结果。动态面板模型的优势在于：(1)允许纳入从1990年到2018年的所有数据以及所有控制项；(2)适用于研究理论上的动态过程；(3)加入滞后因变量有助于减少序列相关性和内生性。动态面板模型以对立网络为自变量，加入滞后五年的因变量并考虑国家固定效应。其他模型包括对立网络和支持或反对LGBT+的地区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以理解地区差异。最后，在交叉滞后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中，所有预测因子均滞后一年以进行时间排序。

结果与讨论

图2和图3显示了对立的LGBT+网络的增长情况。首先，图2为1990年至2018年国家层面与两个网络的平均联系数量。有两个重要趋势值得注意。首先，支持LGBT+网络和反对LGBT+网络的平均联系数量都在增长，从2012年到2018年，与反对LGBT+网络的联系数量趋于平稳。其次，尽管反LGBT+网络作为反击的一方，各国与反LGBT+网络的联系在规模上要大得多。例如，在2018年，各国平均有5个与支持LGBT+的网络联系的组织，而与反LGBT+网络的联系约为50个。即使使用其它两种保守的反LGBT+网络衡量标准，各国与反LGBT+的网络仍有平均24条和32条联系。

图3揭示了这一差异的原因。非政府组织是形成跨国网络的关键，而反LGBT+的非政府组织明显多于支持LGBT+的非政府组织。尽管一些支持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早已存在，但一直到20世纪八十年代这些组织才形成扩张之势。与此同时，反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存在的时间更长。二战后，反LGBT+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从日益完备的国际基础设施中受益。支持LGBT+的跨国网络相对于其反对者而言规模较小，其取得的成功更加引人注目。

图4报告了交叉滞后面板模型的结果。首先是对立的LGBT+网络之间相互依赖的证据，在图上体现为1994年到2006年间的粗箭头。在1994年，更大程度地嵌入这两个网络都与2006年更大程度地融入其对立网络相关联（以考虑协方差和稳定效应）。尽管本模型无法确定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这一时期的模式表明了这些跨国网络之间的相互制约效应。然而，从2006年到2018年，仅有支持LGBT+的网络继续 “追随”反LGBT+的网络。2018年嵌入反LGBT+网络的情况与2006年嵌入支持LGBT+网络的情况并不相关，表明反LGBT+网络在部署其网络时考虑了支持LGBT+的网络之外的因素。

表2报告了纳入所有年份数据的动态面板模型的结果。模型1预测了嵌入支持LGBT+网络的情况。正如在交叉滞后面板的第一段中发现的，更大程度地嵌入反LGBT+网络与下一年更大程度地嵌入支持LGBT+的网络相关（b=0.022,p

对规范性制度环境的研究结果基本符合预期：当全球整体环境增加对LGBT+社区的支持时，与支持LGBT+网络的联系会普遍增加（b = 0.062，p < 0.01）。而全球反LGBT+环境得到强化，则与支持LGBT+的网络的联系总体减少（b = -0.02，p

模型2中的交互作用发现，随着地区环境越来越有利于反LGBT+活动，反LGBT+网络对支持LGBT+网络的预测效应会更强。图5显示了不同水平的支持和反LGBT+的地区环境下对立网络预测彼此的平均边际效应。这种交互作用表明，支持LGBT+的网络不仅对其对立网络作出反应，而且对地区环境也作出反应。

模型3则报告了嵌入反LGBT+网络时的情况。首先，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反LGBT+网络 “追随 ”支持LGBT+网络,这与交叉滞后面板分析的面板二的结果一致。尽管图4中存在1994年至2006年间 “跟随”的证据，但这一结果并不稳健。同时，支持LGBT+的全球环境的改善与反LGBT+网络联系的普遍减少相关（b = -0.458，p < 0.001）。随着全球反LGBT+水平的提高，与反LGBT+网络的联系普遍增加（b = 0.199, p

然而，模型4中的交互作用解释了交叉滞后面板结果与模型3结果之间的差异，即地区差异很重要。当一个地区对LGBT+的支持较弱时，确实存在 “追随 ”效应。然而，当地区环境越来越有利于支持LGBT+的组织时，反对LGBT+网络的影响逐渐减弱，最终不再显著。如图5 所示，支持LGBT+ 的网络预测的平均边际效应不显著为负。在考虑到国内的LGBT+环境时，反LGBT+网络的反应更为积极。

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嵌入支持LGBT+网络能够由任何国内LGBT+变量解释。Ayoub（2015）和（2018）都发现支持LGBT+的网络可以预测LGBT+政策；那么，这些结果证实了影响方向与他们的理论一致。此外，尽管国内动员的衡量指标涉及不同的组成部分，但都不显著。总之，这表明支持LGBT+的跨国网络对跨国因素的反应更大。同时，反LGBT+网络与国内LGBT+政治因素相关。在一些国家LGBT+政策环境得到改善，则与反LGBT+网络联系增加相关（b = 0.356，p

本文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在LGBT+权利问题上，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天生就是“好”或 “坏”的，也没有哪个国家或地区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或非自由主义的一边。各国始终处于这些对立网络间的相互制约下，治理LGBT+群体的方式会随着嵌入对立的跨国网络的方式不同而改变。当前反LGBT+网络在国际舞台占据优势，并且拥有更快的扩张之势，这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在未来是否会出现更多对立和反弹。

编译｜知识面

审核｜扶摇

终审｜半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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